- 卢风;
我国的改革开放过程实质上是逐渐引入市场经济的过程。市场经济带来了快速发展。但近30多年来的发展是高能耗、重污染、低效益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发展。中国必须走绿色发展的道路。绿色发展就是可持续发展。真正绿色、可持续的发展必须是超越物质财富增长的发展。根据物理学规律,物质财富的增长必定是有极限的。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是绿色技术创新和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根本则是思想观念的转变。关键中的关键是开发足够多的可利用的清洁能源。在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中,既不可否定市场的重要作用,又不可夸大市场的作用。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思想障碍是科技万能论和物质主义。不改变思想观念,有了绿色技术,人们也不会积极使用,有了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人们也不会自觉遵守。仅当超越了科技万能论和物质主义时,人们才会真正树立起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理念。仅当这样的人越来越多时,才会有真正的绿色发展,才会有卓有成效的生态文明建设。
2017年01期 v.17;No.93 1-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60K] - 刘顺;
随着资本逻辑在世界范围内的复制和落地,当下世界经济已经由"国民经济"演绎为"全球化经济"。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尽管成为"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生力军,但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却是最主要的受益者,他们凭借经济政治手段所推行的生态帝国主义"欠"下发展中国家巨量的生态债务。这严重侵蚀和消解了本应遵循国际平等原则的生态正义。为了保障国家生态安全,有必要在"既利用资本"但"又限制资本"的二元张力中建构契合国情的生态正义,不断迈向生态帝国主义的超越之路,尽管这条路任重而道远。
2017年01期 v.17;No.93 10-1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73K] - 秦书生;鞠传国;
从全球视野考察生态文明理念的演变进程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首先是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50年代生态文明的思想萌芽阶段,包括马克思在内的哲学家、思想家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为后来生态文明理念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其次是从20世纪60年代到1992年生态文明理念社会共识的形成阶段,生态文明的价值理念逐渐形成,成为人类社会的基本共识;再次是在1992年之后生态文明从思想理念走向全球化的行动阶段,1992年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提出了全球性的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的行动纲领和行动蓝图,此后,生态文明真正从理论走向了实践;最后是推进生态文明社会转型的实现阶段,2007年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生态文明"的概念,把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上升为国家意志,为全世界的生态文明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2017年01期 v.17;No.93 19-2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53K]
- 龚向前;
近期各地"弃风限光"的现象,虽有悖可再生能源优先发展的原则,但从严格法律意义上讲存在一定合法性依据。除从技术上应对外,我国应以优先并网权为核心明确可再生能源优先权的法律地位,将其构造为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对相关行政主体的请求权,并使之成为一项可获得司法救济的权利;同时,明确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与电网企业之间及电网企业与相关行政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避免任意的"弃风限光"行为。我国应进一步将优先规划等内容纳入可再生能源优先权的范围,并探讨建立优先权转让的法律框架。
2017年01期 v.17;No.93 29-3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73K] - 杜辉;
在环境公共治理建构进程中,私主体治理成为独立且重要的选项。在理论上,不同类型的私主体依凭组织、知识、权力和规范四个要素在环境治理中呈现的是同样的出场逻辑,并分别通过实用主义与价值判断、私人选择与合体治理体系维护合法性、治理能力和权威。同时,环境私主体治理同样存在不可回避的治理悖论。要开拓中国化的环境私主体治理,必须检验并强化它与中国法治环境和权力土壤的匹配度,根据不同的构成要素采取不同的回应路径,最终旨趣在于"以私益之实现促进环境公益"。
2017年01期 v.17;No.93 37-4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11K] - 周骁然;
环境标准在环境污染责任认定中的效力问题,一直是环境法研究中颇具争议的焦点。现有理论认为现行立法对环境标准在环境污染责任认定中的效力持否定态度。由于"否定论"存在对环境污染事实重视不足、环境标准体系认识偏差以及环境标准评价要件选择错误的缺陷,导致其难以有效解决实践中的诸多问题。欲突破此困境,需要在对环境污染事实进行类型化分析、准确把握不同类型污染中环境标准体系特点以及明确环境标准功能定位的基础上,将因果关系作为环境标准的评价对象,最终通过解释论的方式,重塑环境标准在环境污染责任中的效力。
2017年01期 v.17;No.93 46-5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84K] - 王慧;
美国环境治理的传统是"环境合作联邦主义",联邦政府负责国家环境法的制定,地方政府负责国家环境法的实施。但是,在气候变化的应对过程中,在联邦气候变化立法毫无建树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却成为气候变化法的重要制定者。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地方推动气候变化立法并非明智之举,因为地方政府无力解决气候变化这种"超级难题"。但是,从地方气候变化立法的实践来看,它基于道德理性、政治理性和经济理性之上,是"竞争性联邦主义"的"民主实验"。
2017年01期 v.17;No.93 56-6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62K]
- 张友国;
从经济与碳排放的视角测算2002—2010年京津冀区域间的溢出效应和反馈效应,以考察该地区的市场一体化进程及其碳排放影响。在整个研究期内,就单位最终产出而言,三地区之间的经济溢出—反馈效应始终处于较低水平且总体有所下降。受此影响,相应的区域间碳排放溢出—反馈效应都显著下降。不过,考虑最终产出规模后,北京对天津与河北以及后两地区之间的实际经济和碳排放溢出效应在整个研究期内明显上升。进一步,碳排放溢出效应对三地区碳排放的贡献明显高于经济溢出效应对三地区总产出的贡献。由此可见,京津冀地区的市场一体化在研究期内进展缓慢,仍处于较低水平且不利于整个地区的碳减排。
2017年01期 v.17;No.93 65-7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627K] - 何凌云;吴梦;尹芳;
基于2004—2013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投资、经济总量、产业结构、能源效率、碳排放量等相关数据,运用调节效应模型、状态空间模型等,测量了可再生能源投资总量和结构对碳排放的作用并比较了差异性;在此基础上以上网电价政策为例,进一步分析了可再生能源投资政策对碳减排的引导性。结果显示:(1)可再生能源投资对碳排放没有直接的影响,但通过经济总量和能源效率路径均产生了碳拉动作用;通过结构路径,可再生能源投资总量和结构对碳排放分别产生拉动和抑制作用;(2)考虑单一路径时,投资结构对碳排放的影响较大,而综合考虑多个路径时,投资总量的碳抑制效应优于投资结构;(3)长期内,可再生能源投资通过产业结构与能源效率对碳排放的作用受阻,但通过能源结构路径对碳排放产生了明显的抑制作用,且其抑制作用大于系统中的碳拉动作用;(4)通过分析风电产业的标杆电价政策,发现现有政策对可再生能源投资的碳减排作用具有引导性。
2017年01期 v.17;No.93 76-8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70K]
- 江作苏;孙志鹏;
从"连云港核循环项目"和"湖北仙桃垃圾焚烧项目"两起环境风险事件入手,通过类目构建,循议题类型、框架提出者、风险定义框架、风险探因与归咎四个方面,还原三元主体在风险传播过程中的分化过程。测量三元传播主体间整合方式,整合传播中形成的喧哗声场,倒逼"职业主体"的多元与平衡动向。最终通过探寻不同传播主体的信息对流和彼此之间风险沟通的异动特征,发现三元主体在风险传播中重构了风险沟通模式,重构了风险社会中的理性公共话语空间。
2017年01期 v.17;No.93 110-11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89K] - 王颖吉;孙怡君;
近年来,民间组织逐渐成为我国治谣领域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在我国当前的治谣实践中,民间组织扮演着谣言"反击者"和"疏导者"两种角色,前者通过查证信息来源、指出逻辑错误、提供科学依据,直接站在谣言对立面,这类辟谣干扰因素少,见效快;后者通过集中民众利益表达、提供法律援助、推动信息公开等方式,深层疏导谣言,比起单纯辟谣有更好的社会效应。民间组织应该了解自身优势和局限性,促进社会和组织自身的长远发展。
2017年01期 v.17;No.93 120-12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7K] - 胡菡菡;张艳慧;沈丽晖;
"爆吧军团"是近年来参与"爆吧"行动的青少年通过自组织形成的特殊团体。"爆吧军团"能够扩大爆吧的影响范围,并使爆吧行动规模化、程序化。对这一特殊团体的研究,目前尚很少见。那么,"爆吧军团"究竟是如何组织起来的,"爆吧军团"成员为什么要发起和参与爆吧?这一研究通过进入一个爆吧军团——"HM军团NSG分团"开展虚拟民族志尝试回答这一探索性的学术问题。研究发现,青少年在"爆吧"事件的后场建立起了一个"圈层化"的组织结构。在这一组织结构中,信息流动呈现出从中心到边缘的扩散特征。这一组织结构并不固化,它以"抢麦"等灵活多变的活动方式,凝聚了边缘成员的向心力,因此它能够保证青少年对于群体归属、自我实现等身份意义的追逐。而正是这种对身份意义的追逐,是青少年发起和参与"爆吧"行动的深层行动逻辑。
2017年01期 v.17;No.93 127-13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892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