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

• 数字帝国主义的新剥削机制及其反思

  周露平;吴婷;

  数字化已成为21世纪最显著的时代特征。作为帝国主义的最新形态，数字帝国主义是以数字商品、数字技术、数字平台、数字劳动的资本化作为社会设施，以超额垄断利润作为社会内容的新剥削模式。若反思仅停滞于数字社会设施的外壳形式与数字殖民的基本形式，就无法揭示数字帝国主义的本质规定，即其新剥削体系仍然严格遵循资本逻辑。进言之，只要没有上升到资本批判的高度，就无法澄清数字帝国主义的新剥削形式及其运行机制。具体而言，数字帝国主义构建起以数字商品为经济掠夺载体、以数字空间为政治控制场域、以数字拜物教为意识形态规训力量的新剥削形式。它一方面以垄断核心数字生产资料为历史前提，不断再生产出数字生产资料与数字劳动相分离的数字资本主义关系；另一方面以攫取绝对的超额垄断利润为社会内容，无偿占有全球平台用户的产消劳动，置换物化的剩余劳动价值。然而，资本的共时性存在与内生性悖论，宣告了数字帝国主义的结构性与系统性危机。由此，亟需建构数字社会主义赋能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通过数字时代的新文明实践，抵御和防范数字帝国主义的强势入侵。

  2025年03期 v.25;No.143 1-1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33K]
  

• 数字资本主义下的“休闲困境”：资本逻辑与主体疏离的双重张力

  魏郡;

  在资本与技术联袂的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休闲实践呈现出双重异化特征：本体功能从以主体性建构与精神解放为内核的自发实践，异化为遵循资本增殖逻辑的生产性活动；价值维度从自由发展的意义载体，扭曲为承载剥削关系的数字界面。资本通过技术手段将休闲活动编码为隐形劳动，实现了对个体注意力、自媒体生态乃至全部时空的全面渗透与操控，休闲场域沦为资本增殖车间。主体与自我及社会走向疏离，呈现出自我建构被动化、身份符号化及情感异化态势，陷入“伪归属感”“伪认同感”与“伪公共性”困局，个体自由体验被资本逻辑所裹挟。数字资本主义“休闲困境”的实质是资本权力重构休闲实践的产物，它并未改变资本主义固有的剥削本质。对此，实现休闲解放，必须从生产关系变革入手，重构所有制关系、变革劳动制度、构建反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推动休闲作为自由实践的本真复归，实现人之为人的真正解放。

  2025年03期 v.25;No.143 11-2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63K]
  

资源环境研究_环境资源法

• 脱虚向实：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的空间形塑与法制进阶

  孟庆瑜;王耀华;

  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在维护国家及区域生态安全中发挥着重要的预防和保障功能，虽然其已得到广泛重视并在法律与政策文件中广泛出现，但建设理论与实践尚存“虚化”问题，具体表现为对生态安全屏障及其建设实践的泛化理解、同质化与形式化理解以及散在认识，阻碍了建设实践的展开。生态安全屏障实现“脱虚向实”转型升级，应从屏障建设的空间形塑与法制进阶两方面展开，我国逐渐发展成熟的环境法理论与立法实践能够提供有效助益。在空间形塑方面，应以空间法治理论为指导，基于生态空间规划现状，明确生态安全屏障的空间定位与展开路径；在法制进阶方面，应以环境法价值理念等为指导，对生态安全屏障建设中的权利、性质作解析，并提出基于环境法典编纂和法律政策协同的法制化路径。

  2025年03期 v.25;No.143 23-3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22K]
  

• 环境法律适用奖励机制的二元逻辑与规范建构

  姜渊;

  学界多将奖励机制理解为一种“反向惩罚机制”，认为其适用逻辑承继于惩罚机制。然而这一认知并不准确，奖励机制有其独特的适用逻辑。对适用逻辑特殊性的忽视可能导致环境法律只能围绕奖励机制进行宣誓性立法，却无法将相关规范具体化。奖励机制的适用逻辑应作适用标准与适用机理的二元拆分，其特殊性亦体现在此二元逻辑相较惩罚机制存在差异。奖励机制的适用标准应是相对地增进法益（环境利益），对其予以量化的最优标准是揭示偏好法与陈述偏好法。奖励机制的适用机理应是信号机理，对其予以阐释的最优模型是个体信号与社会信号。以特殊的适用逻辑为基础，环境法律需要在宏观设计上，从宣示、原则与框架三个层面，明确奖励价值的独立性与重要性；在微观设置上，以政府为规制对象，在奖励选择适用与正式适用两个阶段，围绕责任、权力与程序进行规范建构。

  2025年03期 v.25;No.143 35-4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28K]
  

• 生态环境犯罪的信任结构特征与信用治理之确立和展开

  李瑞华;

  建设美丽中国需要健全生态环境犯罪治理体系。实证分析发现，行为人基于攫取生态利益的需求，通过共同出资、商议利益分配等方式，达成信任与合作关系，并实施破坏环境资源行为，形成独特的信任结构特征。但多元分层治理模式、刑民行共治模式等传统治理机制难以破解这一结构。作为新型监管机制的信用惩戒，以守信激励与失信惩戒发挥调控、教化、惩戒等功能，应用于生态环境犯罪治理中具有积极价值，在将其定位为管控生态环境犯罪风险的前提下，可进一步构建生态环境犯罪信用治理体系。其具体措施为，建立健全环保信用全流程监管平台、推行生态环境守信激励与失信惩戒相融合的机制、优化运用环保“黑名单”制度与生态信用修复激励机制等，形成“等级式”的环保信用评价格局。基于信用机制的惩戒功能，将其与法律责任衔接，可确保信用机制运用于生态环境犯罪治理中的法治化。

  2025年03期 v.25;No.143 47-6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89K]
  

资源环境研究_资源环境经济与管理

• 工业智能化影响中国工业绿色转型：机制与效应

  杜传忠;曹雅慧;孟天赐;

  工业绿色化是新型工业化的鲜明时代特征，也是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面对以“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快速发展，加快推进工业智能化成为促进工业绿色转型的重要路径。本文在对工业智能化促进工业绿色转型机制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中国271个城市面板数据为样本，使用多种模型实证考察了工业智能化对工业绿色转型的促进效应及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工业智能化能够促进工业绿色转型，此结果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及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异质性分析发现，工业智能化对中国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在城市等级层面、资源禀赋层面、环境制度层面均表现出一定的异质性，具体来说，工业智能化对重点城市、非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强度较高城市的绿色转型效应更为突出；（3）中介机制分析表明，工业智能化的绿色转型效应主要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推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及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三条渠道实现；（4）拓展性分析发现，工业绿色转型在城市间呈现正向空间相关性，且工业智能化对邻近地区工业绿色转型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本文研究结论对加快推进中国工业智能化、实现工业绿色发展具有明显政策启示。

  2025年03期 v.25;No.143 62-7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24K]
  

• 中国城市降碳减污增长的差异化协同增效方向——兼论生态环境经济多维目标的优化策略

  涂正革;毛旌宇;马港;

  推进降碳减污增长协同增效是提升发展“含绿量”和增长“含金量”的重要举措。本文使用内生方向性距离函数，测度城市降碳减污增长协同增效的最大潜力和最优改进方向，并结合城市环境经济目标的设置，给出了因地因时制宜的目标优化方式。研究表明：（1）降碳减污的绿色方向是推动城市协同增效的主要方向，“十四五”时期降碳减污增长均表现优异的绿色先行城市的数量有所增加；（2）城市群的发展方向呈现出明显的南北差异，北方城市群应从源头控制出发重点降碳，南方城市群应同样聚焦源头控制和末端治理重点减污；（3）以“十三五”时期为例对比现实与目标之间的效率差异发现，城市的碳目标、硫目标、经济增长目标与最优环境经济方向之间存在偏离。按年份平均设置降碳减污目标不仅使得城市环境潜力无法充分释放，还会导致规划后期的减排压力增加，而每年灵活设置增长目标的实际产出与潜力之间的差距较小。因此，根据城市最优发展方向灵活调整经济环境目标能够有效推动降碳减污增长的协同增效。

  2025年03期 v.25;No.143 77-9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365K]
  

• 数字产业发展何以赋能区域低碳转型——基于经济结构调整的视角

  付奎;刘炳荣;张杰;

  双碳目标下经济低碳转型成为新时期破解能源资源环境约束、加快推动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既有研究关于数字产业发展究竟能否推动碳减排，助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仍然存有较大争议。本文运用2011—2021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基于数字产业基础、数字产业规模、数字产业投资和数字产业创新等维度构建并测度地区数字产业发展水平指数，从数字产业驱动下的结构变革角度，剖析数字产业发展赋能区域低碳转型的结构优化机制。研究表明，数字产业发展能够促进全要素碳生产率提升。该结论在考虑“五年规划”节能减排目标等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渠道与机制分析发现，数字产业发展带来的结构化变革能够通过推动产业内部结构偏向于知识技术化和生产服务化的高级化转型，引导资产结构清洁化和人力资本结构调整，以及提高清洁能源占比和“电替煤”比例，促进需求侧能源消费结构的清洁化进而推动区域低碳转型，但供给端能源结构传导机制并不显著。本文揭示了数字产业发展赋能绿色低碳转型的内在机理，为政府优化数字产业相关政策，推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2025年03期 v.25;No.143 93-10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15K]
  

• 劳动力非农配置如何影响农业资源配置效率——来自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的经验证据

  牛秋纯;李谷成;

  提高农业资源配置效率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2003-2021年微观农户数据，运用两阶段工具变量法控制因处理变量自选择性导致的内生性问题，结合无条件分位数回归模型分析了劳动力非农配置对农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异质性影响和作用机理。研究表明：总体而言，劳动力非农配置会降低农业资源配置效率，但其影响效应具有异质性。对资源配置效率处于中低水平的农户而言，劳动力非农配置显著提高了其农业资源配置效率；对资源配置效率本身较高的农户而言，劳动力非农配置则不利于提升其资源配置效率。异质性分析发现，劳动力非农配置对小农户、经济作物种植户、低技能农户的资源配置效率的不利影响更大。机制检验表明，劳动力非农配置通过机械替代机制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但未能通过土地流转机制改善资源配置。因此，在农户分化的背景下，要继续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促进要素灵活高效组合、跨区域顺畅流动，优化农业资源配置。

  2025年03期 v.25;No.143 108-12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628K]
  

资源环境研究_环境哲学

• “地球工程”是人类世危机的解法吗——基于环境人文社会科学的分析

  赵睿夫;李夏洁;

  “人类世”概念及其相关理论的提出促成了一股跨学科交互思潮，“地球工程”日益成为思潮争论的焦点。为巩固资本主义现行的环境治理框架，生态现代主义将“地球工程”视作人类世危机的技术解决方案并着力推动其现实化。对此，一些环境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从多维学科视野出发展开对生态现代主义及其“地球工程”辩护的批评，指认“地球工程”在理论逻辑、伦理基础与操作层面的局限性。在此基础上，福斯特等绿色左翼学者揭示了“地球工程”作为生态资本主义技术方案的实质，强调人类世危机的应对与资本主义的环境治理技术体系不可兼容，应寻求开放性的社会主义技术发展路径以真正应对人类世危机。

  2025年03期 v.25;No.143 122-13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35K]
  

高等教育研究

• 博弈论视角下教育人工智能伦理风险治理困境及化解策略研究

  陈翠荣;崔红岩;

  当前教育人工智能伦理风险治理在伦理关系、师生权益、教育公平、情感价值及责权边界等方面陷入困境。从博弈论视角来看，教育人工智能伦理风险治理过程中存在着政府、研发企业、学校、教师及学生等多个利益相关主体，分别基于各自利益作出策略选择，治理困境正是利益相关主体间进行博弈的结果。要化解该困境，必须加快前置式教育人工智能伦理规则研制，预防潜在伦理风险；提升博弈主体对教育人工智能伦理风险的认知，促进伦理价值认同；畅通信息沟通渠道，调动利益相关者参与治理的积极性；强化教育人工智能伦理过程监管，提升伦理失范支付成本。

  2025年03期 v.25;No.143 131-14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04K]
  

管理与经济

•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测度体系与感知评价

  卿菁;

  “美好生活需要”作为美好生活的应有之义，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的价值导向，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矛盾的本质优势，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的必然诉求。以马克思需要理论为指引，对美好生活需要议题进行了两方面探索：其一，界定影响美好生活的两个层次需要——生存需要与发展需要，并构建相应的分析框架以测度上述需要的满足程度；其二，区分美好生活需要与美好生活感知，通过分析需要满足与感知评价之间的结构方程，探索民众实际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程度与其感知到的美好生活之间的差异及成因。研究发现，不同层次的美好生活需要满足程度各异，且这种满足程度对美好生活感知的影响不同。特别是生存需要的满足程度对美好生活感知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发展需要的满足程度则对此影响不显著。这一研究不仅丰富和完善了美好生活需要多维测度的理论探索和实证效验，也为制定针对性的社会治理政策、推动人民美好生活的实现提供了重要参考。

  2025年03期 v.25;No.143 145-15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96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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