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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碳排放区域划分与减排路径——基于多指标面板数据的聚类分析
涂正革;谌仁俊;碳减排路径是指在保证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减少碳排放。在进行碳排放区域划分时,要综合考虑碳排放、能源、人口、经济等因素。本文结合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的碳排放特点,区分生产和生活两大部门,选取与碳排放量直接相关的四大相对指标,基于1995—2010年省级数据,构建多指标面板数据的聚类分析方法,将30个省市划分为能源重型化、能源较重型化、高能源强度和较高能源强度四个碳排放区域。结果表明,为了实现区域碳减排,各地区应制定"共同但有区别"的碳减排政策。
生态补偿机制国际研究进展及中国政策选择
孔凡斌;建立和完善我国生态补偿机制是新时期我国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战略的重要内容。详细介绍国际生态补偿机制理论研究前沿成果和重要观点,系统分析生态建设和保护领域实施生态补偿机制国际政策、运行模式以及政策研究的主要方面,结合我国当前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的原则、主要领域和实践模式,从农业政策、生态补偿方式、运行方式、政策和法律实践等方面提出了具体政策建议。
新质生产力生态内涵的唯物史观阐释
郭飞;方伟;新质生产力本质上是一种绿色生产力。生态向度是把握新质生产力理论深刻内涵及理论创新的重要视角。绿色发展是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要求，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人与自然和解的论断，为理解新质生产力的生态向度奠定了理论基础。新质生产力以新发展理念为理念先导，以绿色科技创新为动力支撑，以绿色发展为实现路径，以生态制度为可靠保障。探讨新质生产力的生态向度，有助于奠定新质生产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彰显新质生产力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生产力理论、财富理论及社会发展理论的继承和发展，阐明新质生产力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开拓和创新。
跨界流域生态补偿政策能够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吗——来自中国263个地级市的经验证据
王兰;徐盈之;随着生态文明建设推进，跨界流域生态补偿政策成为区域协调发展与生态协同治理的重要手段。本文利用2011—2022年中国263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熵权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了城市的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水平。在此基础上，以跨界流域生态补偿政策为外生冲击事件，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该政策对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跨界流域生态补偿政策能够协同推进城市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机制检验表明，跨界流域生态补偿政策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增强公众环保意识这三条路径协同推进城市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进一步研究发现，财政压力在跨界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协同推进城市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中具有负向调节效应，节能环保投入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此外，跨界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对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促进作用在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强度较弱的城市、作为受偿区的上游地区中更加显著；同时，从资金补偿方向来看，单向生态补偿不利于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纵向补偿和双向补偿对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具有促进作用。本研究为生态补偿制度优化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实证支持与政策建议，助力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深度融合。
工业智能化影响中国工业绿色转型：机制与效应
杜传忠;曹雅慧;孟天赐;工业绿色化是新型工业化的鲜明时代特征，也是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面对以“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快速发展，加快推进工业智能化成为促进工业绿色转型的重要路径。本文在对工业智能化促进工业绿色转型机制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中国271个城市面板数据为样本，使用多种模型实证考察了工业智能化对工业绿色转型的促进效应及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工业智能化能够促进工业绿色转型，此结果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及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异质性分析发现，工业智能化对中国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在城市等级层面、资源禀赋层面、环境制度层面均表现出一定的异质性，具体来说，工业智能化对重点城市、非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强度较高城市的绿色转型效应更为突出；（3）中介机制分析表明，工业智能化的绿色转型效应主要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推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及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三条渠道实现；（4）拓展性分析发现，工业绿色转型在城市间呈现正向空间相关性，且工业智能化对邻近地区工业绿色转型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本文研究结论对加快推进中国工业智能化、实现工业绿色发展具有明显政策启示。
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意涵、进路及其限度
郇庆治;历经自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来的四个阶段性高潮或活跃节点之后,生态马克思主义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明确包含着对资本主义生态环境问题深层原因和未来绿色社会主义解决途径的系统性分析以及政治过渡战略的理论话语体系。生态马克思主义不断实现其理论话语体系化以及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进路,是批判性总结与反思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一直进行着的各种"浅绿色"努力及其所提出的挑战性问题。随着在当代世界的不断扩展,生态马克思主义已经不能再简单化理解为一个欧美或国外的马克思主义流派,相应地,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或当代中国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等伞形概念就为我们分析进展中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话语语境或视域。
传统节日:文化、仪式与电视传播
周文;我国传统节日文化的内涵包含自然文化、社会历史文化、个体生命文化三个层次,但是自然文化与个体生命文化一直被掩埋和遮蔽。节日仪式是节日文化的重要表征和载体,我国传统节日仪式具有生活化、日常化特点,但狭义的真正的仪式比较欠缺,呼吁创建真正的节日文化仪式。在传统节日的电视传播中,除去文化内涵、文化仪式的不足,还有电视仪式特别是其中节目仪式的缺失,这大大影响了节日文化的传承。
对建立生态补偿法律机制的再思考
曹明德;生态补偿是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受益者向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提供者支付费用的机制,其理论依据主要有自然资本论、外部性理论、公共物品理论等。生态补偿的主体是依法有进行生态补偿的权利能力或负有生态补偿职责的国家、国家机关、法人、其他社会组织以及自然人。生态补偿的客体包括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主体所从事的各种保护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的行为。生态补偿方式主要有公共财政补偿方式和市场机制补偿方式。生态补偿标准主要涉及生态补偿客体的自然资本、生态服务功能价值以及环境治理或生态恢复成本。
重塑多维空间正义：中国城乡关系的演进实践与未来延展
贾秀飞;中国城乡关系的历史演进具有特殊的发展逻辑,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生动实践成果之一。中国城乡关系经历了从统一、差别到二元结构固化,再到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时代的过程,其中交织着政治、经济、资本、文化及权力等多方面内容。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困境构筑了新的问题丛,主要存在三大障碍: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问题;城乡空间资源配置不合理、不均衡;城乡生态环境差距问题。顺着新问题索引,马克思主义空间观给予了城乡关系的空间化分析,其价值旨归以人为核心,指明了城乡发展的规律,暗合了中国城乡关系变化的演进趋势。由于时代区隔导致马克思主义空间观与当下城乡融合的新问题发生了暂时性断裂。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生产理论则勾连起了马克思主义空间观,并且在要素层面观照了改革开放后城乡空间的变化,其局限性在于人的主体作用不彰,依然没有逃离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体系。因此,新型城乡融合发展要校准城乡空间方位,重塑多维空间正义,在此基础上进行路径延展与超越:重视城乡空间身份体验;实现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同频共振;尊重城乡发展的动态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