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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观念的重塑：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视野中的生态文明建设
苏振源;从文化哲学的视野来看，“自然”观念是支撑生态文明建设的哲学元范畴。随着工业化的开展，主体与客体相分离的二元论日益成为主流认知论构架，由此产生了以“作为对象性存在物的自然”和“作为主体存在尺度的自然”为内核的近代自然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主导工业化进程的同时，也吸收与改造了近代自然观，孕育出“控制自然”和“回到自然”两个表面对立、实质统一的观念体系。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扬弃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文明新样态，不能满足于以“回到自然”批判“控制自然”。应立足于马克思与恩格斯以唯物史观为内核的文化哲学方法论，探索更适切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自然”观念。其一，摆脱近代形而上学的“自因自然”本体论，把经由一定历史环境中介的自然视为社会的本质。其二，以反思性综合的态度对待传统的“自然”观念，既将它们视作观察特定时代的社会存在的窗口，又通过观念间的相互参照破除个别观念的先验幻象。其三，持续推进“自然”观念在新的社会机体中的再生产，使其更好地服务于人与环境在更高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统一。
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民法法源
李佩霖;生态环境法典作为我国首次领域法典的立法尝试，与作为部门法的《民法典》存在责任条款重合，引发生态环境法典是否可作为民事裁判法源，以及如何作为民事裁判法源的疑问。民法法源最初仅被限定于民事基本法，后逐步扩展至广义法律中的民事规范、习惯法等。生态环境法典作为一部公私融合的领域法典，既包含作为特别私法的民事条款，也包括民事条款所引致的公法条款，能够作为民法法源。根据生态环境法典与《民法典》相关法条之间的关系，生态环境法典条文若为对《民法典》相关条文的重述，可适用双法源或以生态环境法典为准；若为补充，则应适用生态环境法典条文；若与《民法典》相关条文冲突，一般应适用生态环境法典条文，并应积极消解法律冲突；若为《民法典》相关条文所引致的公法条文，则需依双法源共同适用。
ESG评级披露何以促进数实技术融合——来自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戴勇;张嘉琦;在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背景下，企业如何通过外部治理机制推动数实技术融合，已成为提升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的关键问题。然而，作为重要的制度性外部治理工具，ESG评级披露对数实技术融合的影响，现有研究仍缺乏系统实证。本文基于企业专利引用网络构建数实技术融合指标，以“ESG评级首次披露”作为准自然实验，利用2012—2023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识别其因果效应。研究发现：ESG评级披露显著提升了企业数实技术融合水平，该结论通过多项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ESG评级披露可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与增加研发投入两条路径促进融合。异质性分析表明，该作用在大规模企业、地方国有企业和非国企、数字基础设施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及绿色和新兴制造业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从企业外部治理视角，首次揭示了ESG评级披露可通过资源获取与创新驱动双通道促进数实技术融合的内在机理，为完善ESG制度体系，推动制造业数实技术融合提供了启示。
碳殖民主义：历史源脉、概念阐析与本质批判
吴红涛;碳殖民主义是资本主义“碳贪婪”的特殊产物，不仅确证了资本主义疯狂掠夺碳资源的历史行径，还深度彰显了资本主义悄然进行碳排放转移的现实意图。出于资本欲望和霸权野心的双轮驱动，资本主义将碳殖民精心拆分为采取暴力手段对其他区域实施的碳掠夺、无节制使用碳资源对全球地表造成的碳污染、巧妙利用生产外包和消费洗绿而隐匿开展的碳转移三种主要形态。碳殖民主义延承了殖民主义的空间性，其直观显现为“坐北朝南”的地理标位，喻示着资本主义国家对全球南方不发达国家强加的碳剥削、碳压榨与碳控制等殖民行径。碳殖民主义为资本主义生产了供给碳资源与容纳碳排放的实体空间、中心与外围等级之分的差异空间、气候恶化与生态破坏的自然空间，其背后映射了碳殖民主义所内构的资本主义国家将碳排放合理化的历史先占逻辑，以及以碳治理为遮掩的剩余榨取。当以领土统治和主权依附为内核的传统殖民淡出历史舞台，碳殖民主义为资本主义在全球布局新型殖民霸权提供了可能，亟待引起我们的批判性关注。
中国高校学科交叉的模式转换
王星曌;李乐帆;中国高校学科交叉的演进历程呈现出显著的阶段特征与模式转换。本文基于“知识型”理论，结合中国场景下“治理理念驱动组织转型”的学科交叉发展逻辑，构建“治理理念—组织样态”分析框架，系统考察中国高校学科交叉的历史变迁。研究发现，中国高校学科交叉的模式转换历经分散探索模式（1949—1980年）、多学科重组模式（1981—2000年）、跨学科协作模式（2001—2019年）和新交叉学科模式（2020年至今）。各模式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替代关系，而是呈现模式叠加与路径依赖并存的特征。新交叉学科模式的确立标志着学科交叉从边缘走向中心、从手段走向目的的根本性转变，未来应通过建立稳定持续的政策环境、破解组织架构的路径依赖、推动体制机制的协同转型，构建中国高校学科交叉发展新格局。
从“器为人役”到“人机共生”:人机关系的当代重思
李哲诚;郭道久;人工智能时代，人与工具的传统关系正经历根本性重构。通过人类与生产工具关系的历史演进予以文本回溯，首先确立人机关系的出场逻辑；进而，借助“生产主体—劳动过程—劳动价值”分析框架，在回顾现实挑战后，揭示人机关系的“机器代人”新形态：在生产主体维度，人工智能导致认知异化及人机共同体的形成；在劳动过程维度，资本控制逻辑从外部监督发展为内生控制；在劳动价值维度，人工智能正在形成新型剥削形式。面对这一变革，实践回应需落脚于如何通过培育新质劳动者、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型生产关系进行系统性重构，引导人机关系最终超越异化，迈向“人机共生”。
“生态帝国主义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探赜
赵方;郇庆治;“生态帝国主义批判”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界意指一种源自经典马克思主义批判概念与方法，并经由以生态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批判理论及其思潮的自觉构建，而逐渐形成的对全球性资本主义社会生态问题的系统性批判分析。与早期主要由环境史学界主导的研究范式不同，国外生态马克思主义相继涌现出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世界体系政治生态学批判、新陈代谢断裂批判以及社会生态转型批判这四重极具代表性的研究进路。其批判聚焦点及分歧主要集中在“什么是生态帝国主义”和“怎样研究并应对生态帝国主义”这两个核心问题上。展望未来，亟须在三个方面深化研究：其一，充分把握国外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帝国主义批判”限度；其二，自觉强化经典帝国主义与“生态帝国主义批判”的有机关联；其三，加快推进“生态帝国主义批判”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这对于突破西方话语垄断、回应全球南方的正义诉求，以及迈向全球社会生态正义新未来具有关键意义。
人工智能与马克思身体观的重塑——基于感性实践主体的视角
李小芬;人工智能技术正以革命性的方式推动人的身体问题重进学术关注的视野。马克思的身体观揭示身体是“自然存在物”“社会存在物”和“实践存在物”，以此为理论枢轴可以看到作为感性实践主体的身体具有有限性、唯一性和在场性的核心特征。人工智能打破了身体的有限性，开辟了心物交互的“准通道”并占有了身体的主体性，改变了身体—世界的关系，带来了身体的全面变革。人机融合将原本的“人身人智”扩展到“人身机智”，构成了智能时代身体重塑的新方向，同时也助推马克思身体观在应对时代挑战的过程中获得了新的丰富与拓展。
人工智能对碳减排的赋能效应——来自中国284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证据
蔡海亚;随着“双碳”战略目标的深入推进，碳减排已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引擎。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成为驱动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力量。本文基于中国284个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等方法，多维度实证考察了人工智能对碳减排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人工智能显著降低了碳排放强度，该效应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优化的“增量”和“提质”作用是人工智能有效降低碳排放强度的重要机制；（3）在东部地区、中心城市、数字化水平较高以及环境规制较高的城市，人工智能对碳减排的促进效应更强；（4）人工智能对碳减排呈现出边际效益先递增后递减的非线性特征，过度关注人工智能可能引发潜在的风险。本文研究结果为从人工智能发展角度实现中国“双碳”目标，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了中国特色的数字化转型路径。
从“玩”到“劳动”：游戏资本主义的异化机制与再生产
何元浪;袁健红;作为资本与技术深度嵌合的产物，游戏资本主义消解了劳动与娱乐的边界，形成层层深入的四重异化结构。原本具有自由属性的游戏变成剥削场域，“玩”转化为隐蔽的劳动过程，自由时间被生产与规训所充斥，人的生命政治亦随之异化。游戏资本主义以快感治理作为新的剥削方式，通过构造意识形态幻象宣扬资本主义价值观，并以叙事和符号遮蔽剥削关系；通过“同意制造”将外在强制转译为个体的自我规训，使玩家在“自愿”参与中不断再生产异化秩序，其结果是人的主体性逐渐丧失，甚至陷入一种“无用化”境地。超越游戏资本主义的前提是对资本逻辑加以解构，促使技术回归服务于人的轨道，重塑游戏的自由属性，并通过重构生产关系恢复本应属于人的自主性与创造性。也唯有人的主体性的真正复归，才能突破游戏资本主义的异化牢笼，在当代数字语境中开辟通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可能道路。